蘆思姮（拉丁美洲研究所）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深遠意義。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決定》明確提出，要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繼續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加強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多邊合作平臺建設，以及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絡。
“數字絲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構建全球數字化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當今世界，圍繞新一代數字技術及數字治理的大國博弈日益升級，全球數字資源競爭呈現壟斷化、霸權化趨勢。在此背景下，《決定》針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字經濟合作提出具體舉措，說明我國對當前全球數字空間的競爭態勢有敏銳感知，并已做好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準備。這些舉措將為“全球南方”國家突破西方“數字霸權”、共享數字發展紅利提供有效路徑與堅實支撐，激勵各國用好用足“數字絲路”帶來的戰略合作機遇，積極發展數字經濟、加強數字治理，在全球治理變革中將主動權與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彌合數字鴻溝任務艱巨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諸多不確定性因素正在深刻影響全球治理格局，尤其對全球數字治理提出了極大挑戰。在數字技術引領新業態發展的同時，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正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全球性不平等的關鍵來源及重要表現形式。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當前，在最不發達國家中，互聯網普及率僅為19%，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重達到87%。此外，在是否能夠充分利用數字資源的能力方面，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趨異性更為顯著。國際學界普遍意識到，數字鴻溝不僅是一種技術可獲性層面的落差，更牽涉數字化使用能力、利用效率以及最終收獲效果等多重層面的機會不均等問題。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大多由發達國家設計，而發展中國家對這一進程的感知往往是被動、滯后的。當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全球主要規制均向西方國家高度傾斜時，被排除在利益分配體系之外的國家才意識到全球治理主導權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在不均衡的國際秩序中，喪失先機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進一步加劇。這種失衡不僅發生在傳統業態的轉型變遷中，同樣也體現于近年來數字全球化進程中。
隨著數字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滲透到經濟社會活動的各環節、各領域、各層面，西方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及對其有利的國際數字規則，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數據榨取”“數字圈地”，以加速自身資本的積累和擴張，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數字霸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未能像發達國家一樣適時抓住先機推進自身數智化轉型，也未在西方數字資本全球性擴張時，為夯實本國平臺監管責任、保障本國網絡安全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重塑全球社會形態與經濟結構，而相關算法的濫用也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安全隱患，導致發展中國家在設備、技術、標準等方面對發達國家的“數字依賴”不斷加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數字秩序中的地位更為邊緣。尤其需要關注的是，這種數字化發展的不均衡性已外溢至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成為當下部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新一輪經濟剝削的重要特征。
近年來，“全球南方”整體性覺醒，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深刻變革，拒絕被排除在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其根本動因，一方面在于該群體對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源自對自身發展模式的自信與自覺。為避免陷入“數據殖民主義”泥潭，“全球南方”國家就重塑全球互聯網及數字治理新秩序形成共同愿景，就國際數字規范與運行標準等達成有效共識。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近年來，盡管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全球南方”國家已成為全球數字化浪潮的深度參與者甚至領跑者，卻仍然被排除在發達經濟體主導的不平等的數字治理體系之外。因此，當前“全球南方”國家亟須構建強有力的合作機制，合力推動數字治理規則制定和知識普及，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從數字技術發展中平等受益，共同為數字全球化注入正能量。
普惠共享數字發展紅利
2022年10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報告《南南合作與經濟一體化：前景與路線圖》中，重點談及了“全球南方”一詞的語境使用范疇，特別強調其是“經由‘一帶一路’倡議聯結起來的國家群體”。這一界定高度肯定了“一帶一路”在推進南南合作可持續發展、助力建構全球治理新秩序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
作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數字絲路”充分激發全球及區域性公共產品的發展導向，挖掘南南合作利益協調的趨同性，旨在推動共建國家數字化轉型，普惠共享數字化發展成果，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在數字全球化中重拾發展主動權。在“數字絲路”語境下，中國始終立足共建國家的發展實際和訴求表達，力促技術、設施、市場領域廣泛合作，推動理念、機制、平臺、標準深度轉型，攜手各國共筑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在此過程中，中國重視構建數據共享與保護機制，以確保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與合規，同時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中國積極凝聚“全球南方”共識，努力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平臺及渠道，使其更好地了解和應用數字技術，加速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和科技發展環境，提升社會數字素養，實現從縮小“數字鴻溝”到共享“數字紅利”質的飛躍。總體來看，中國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共建“數字絲路”，主要涉及三類公共產品。
一是發展類產品。此類產品通過推進數字技術及相關基礎設施的可持續發展，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化能力，加快其數字化轉型與產業迭代。“數字絲路”著眼“全球南方”國家新基建發展滯后及長期受制于資本、技術瓶頸的現實約束，順應新形勢下合作層次與發展重心的轉變，致力于培育合作新動能。經濟發展方面，中國拓展絲路電商全球布局，深化與東盟電商合作，推行“中非數字創新伙伴計劃”，助力拉美新一代網絡構建和技術標準制定。社會民生方面，中國與相關國家加強在跨境電商、智慧城市、遠程教育等新興領域的合作，一大批接地氣、聚人心的“小而美”項目加速落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提高了人才素養，增進了人民福祉，切實惠及當地民生。
二是安全類產品。在社會治安與應急管理領域，中國與相關國家在智能交通、電子政務、邊境監控、國家防務等方面開展具體合作，共同維護當地網絡安全與公共安全。在電子商務領域，中國企業加強與當地金融機構合作，落實境外項目風險防控政策體系，完善跨境支付體系建設，幫助當地消費者獲得普惠金融服務，為建設更高效、更安全、更穩定、更公平的電商平臺保駕護航。
三是規制類產品。從發展層面看，“全球南方”國家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制度建構相對滯后。當前，共建“一帶一路”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更加需要充分考慮共建國家的發展戰略與市場需求特點，在堅持目標導向、行動導向的基礎上推進相關機制建設，尋求技術、標準、規則的深度對接。隨著“數字絲路”的縱深推進，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基于優勢互補，簽署雙邊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建立了電子商務合作機制。與此同時，中國大力倡導“全球南方”國家在技術、產業、人才、政策上共同發力，整合碎片化治理機制，加大網絡安全技術支持力度，深化網絡安全企業交流合作，完善數字合作糾紛解決機制，進而推動國家間網絡安全合作邁向持續化、常態化、高效化。
